最低工資雙面刃

　　上月底，有旅遊業者以今月一日起生效的《僱員的最低工資》法，令旅行社薪金支出等經營成本上升為由，據稱已遣散業內逾二百名人員，又預料導遊、司機及領隊三大旅業工種，未來將有超過一千人「被失業」。如果該業者所言屬實，則應該了解，旅遊業這種經營狀況，是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影響所造成，還是因為十一月一日，即疫情爆發後九個多月才實施的「最低工資法」所造成？假如，以澳門目前的生活指數及物價、樓價水平，只因最低時薪三十二元，及最低月薪六千六百五十六元就無法經營下去，則這樣的生意也沒有任何繼續經營的價值，應該早執早著。

　　事實上，澳門的最低工資法非今日始，只是十一月一日起由原來的時薪三十元，調升至三十二元，仍遠低於鄰埠的時薪三十七點五元。三年加幅僅不足百分之七，最低月薪僅六千六百五十六元，對屬於世界前列的富裕地區而言，這種最低收入水平，是社會之恥。

　　已實施的時薪三十二元最低工資是否合理？是否為社會經濟能承受？是否商家所無法負擔？不難找到答案。雖然商界中人面對最低工資慣於無病呻吟。以二零一八年的數據分析，人均ＧＤＰ全球僅次於卡塔爾而居次席的澳門，最低時薪為三十元，日本的最低工資折合五十九點五元澳門元、台灣為三十五點四澳門元、香港三十七點五元在這四個國家或地區中，以澳門最富裕，而同時，最低工資的標準也最低。

　　從澳門目前人均收入中位數一萬八千元來比較，最低月薪六千六百五十六元，只及其大約三分之一，是僅可維持最基本生活的工作收入水平，證諸世界各地，澳門的最低工資水平，不論是從自身的經濟發展水平比較，還是同其他經濟體比較，都屬偏低。商界對最低工資「深惡痛絶」，可能只是基本商人經營成本的本能反射，與事實並不相關。換言之，個人認為，今時今日，如果商家企業連如此低水平的最低工資也無法應付，只能證明已被市場所淘汰。然而，也無可否認，「最低工資」在經濟理論上可視為「雙面刃」。一方面可以保障僱員薪資水平，令低收入者就業能取得基本生活所需的薪金，同時有助改善「在職貧窮」，維護僱員的工作尊嚴，其次，長遠而言，可以縮窄貧富差距，再次是可以保持社會穩定，一般犯罪會減少，還可以促進經濟發展，最低工資對宏觀經濟的正面作用，是僱員改善收入後提升了購買力，有助帶動各行業的發展。但與此同時偏高或過高的最低工資，反而會增加失業人員，商界為減低成本而傾向裁減人手，同時會扭曲市場機制，令勞力資源錯配。

　　但澳門勞力市場的最大特點是外地勞工過多過濫，本地僱員收入大受影響，就業機會越來越狹窄。勞工市場一早已被政府濫輸外勞扭曲，資源錯配亦早已存在。因此，在未有效解決過多過濫的外地勞工問題前，澳門本地僱員的最低工資水平，應該提高至年年現金分享金額的水平，即月薪一萬元，才算合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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