薪酬緊縮-勞動市場受壓

入職薪酬依然低於疫情前水平，公職成為了年輕人尋求穩定的避風港。澳門理工大學公共政策博士候選人黃麒原提醒:「在不加薪、工時或工作量卻增加的情況下，大眾面對的心理與經濟壓力，必然會加劇社會的負面情緒。」

隨着疫後經濟重啟，澳門整體宏觀數據看似亮眼，但社會底層卻未能同步受惠。黃麒原指出，「我們觀察到從業人數眾多的銀行業，部分銀行也出現了凍薪，甚至起薪點低於過去水平的情況。這反映出社區經濟並未完全復甦，甚至有持績下滑的跡象。」

他接受《澳門平台》訪問時表示，目前澳門就業市場的薪酬差距十分顯着。一方面，保安、清潔等基層崗位的平均薪酬僅徘徊在1萬至1.2萬左右，甚至低於疫前水平;另一方面，佔比較大的博彩、零售及服務業，平均薪酬高達2萬多至2.8萬元，遠超整體收入中位數。

即使是薪酬有所回升的行業，僱員的處墳亦未見輕鬆。黃麒原坦言:「雖然旅遊、博彩等行業正努力將薪酬恢復至疫前水平，但實質工作量卻增加了。過去可能由5個人負責的部門，現在同樣的薪資總額卻只由4個人承擔。」

他指出，這反映了企業對市場前景抱持觀望態度，信心不足導致企業僅盡量維持基本的人力配置，而未有真正擴大投資。「在不加薪、工時或工作量卻增加的情況下，大眾面對的心理與經濟壓力，必然會加劇社會的負面情緒。」

「薪俸點」成階層新標籤

面對私人市場的不穩定與向上流動的停滯，越來越多青年將目光投向相對公平的公務員體系，社會上甚至開始出現以公務員「薪俸點」(如430點、260點)來標簽社會階層的現象。

黃麒原指出，這情況猶如香港以「住公屋」或「住私樓」來劃分階層一樣，是一種「階級觀念」。「澳門暫時未出現明顯的分化，但慢慢會有這種傾向，在目前市場經濟不穩定的情況下，公務員制度的穩定性使得這種矛盾被激化。」

「從報考公務員的激烈競爭可以看出，年輕人在選擇就業時看不清市場前景，感到迷惘，只能寄託於相對公平的公務員考試以尋求穩定。」要緩解這種對薪酬與階層的焦慮，黃麒原建議可從橫琴發展中尋找互補空間。他提出，由於橫琴的「生活和就業成本」相對較低，若能在那裡提供一些「薪酬略低於澳門高薪階層、但高於一般中小企」的崗位，或許能為本地青年提供更多元的中晉就業選擇。

倡建透明「外勞退場機制」

針對坊間對外僱壓低本地工資的爭議，黃麒原認為，在經濟下滑的環境下，社會情績容易將焦慮轉移至外僱身上。但他強調，若政府缺乏明確的退場制度，貿然削減外僱，將造成「三輸」局面:企業可能流失關鍵技術甚至無法運作;本地人未必能即時填補專業空缺;缺乏明確的退場制度，最終或會損害政府的施政公信力。

為此，他呼籲政府應建立透明的「外僱退場機制」，並將數據細緻化，例如清晰列出各行業中，本地人不願從事的基層工作外僱比例，使本地員工比例過低的企業面臨社會壓力而主動調整。

提振市場信心

目前澳門的起薪點和工資中位數有下降趨勢，黃麒原認為，「工資中位數下降，主要反映了企業對市場信心的不足。澳門高度依賴外向型的服務業，過去經濟景氣時，企業願意花高薪請人;但現在企業傾向開源節流。」

「這確實存在惡性循環的風險。雖然薪酬下降並非十分明顯，而是回歸到以前不需『搶人』的狀態，但企業對員工的要求卻越來越高，這變相淘汰了一批能力較弱的人士。」他總結道:「如果這種缺乏信心的狀態持續，將引發社會問題。」

他建議，政府在推動產業多元的同時，必須透過政策引導協助企業轉型;更重要的是，政府必須帶頭穩住信心，「公共財政開支和福利政策絕對不能減少，應釋放更多利好措施提升市民幸福感，從而帶動整體社會經濟氛圍的改善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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